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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魏忠贤和田尔耕那里不断得到消息，确认民间反对的声音并不太大，而军队更是忠诚度爆表后，朱由栋的步子一下子迈得更大了。

    1629年11月，吏部尚书孙承宗上了《请拆分细化朝廷各部司》的奏章，大明的政体改革，终于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。

    有句老话怎么说的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但是这话后面还有一句话：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。

    大明现有的官制，真要追根溯源，可以追到隋朝。一千三百多年来，中华帝国虽然是在治乱循环的怪圈里反复折腾，但好歹也是螺旋上升的。社会发展到现在，别说穿越者不断给社会加速了，就算没有穿越者，这套起源于隋朝的三省六部制，也严重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。

    所以，必须改。唯有在政体上改良了，才能给经济进一步的松绑，大明的国力才能再次跃升。

    在巡游天下三年多的时间里，朱由栋除了和熊廷弼长期通信，反复探讨各部法案的修订外。也和孙承宗反复就朝廷的机构设置反复沟通。不过，到底还是这次的变动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即便孙承宗竭力配合，这个事情最终还是等到朱由栋回京后，师徒二人坐在一起，花了五个多月的时间，才最终敲定。

    新的政改方案，首先改变的是中央政府的部门设置。

    皇帝之下，是内阁、枢密院、都察院、最高法院。四个部门分别掌管行政、军事、监察、司法。

    内阁负责人由某殿大学士、首辅什么的统一改称为首相，首相有两个副手，称副相。首相的权力极大，在民政这一块，文官五品以下的任免，单笔财政支出在100万银元以下者，首相主持召开内阁会议就可以单独决定，不必再票拟送司礼监批红——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，大学士只是顾问和参谋的状况，到了这里得到了改变。大明的文臣们再一次有了像唐宋的丞相们那般，在一些具体事务上有了独断的权力。

    这当然是朱由栋在立宪方面得罪了文臣后，拿出来安抚文臣的措施之一。当然，做皇帝这么多年，他也深切的感受到：哲学里的重点论是真理，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抓是可以的，但这么做很可能是什么都做不好。适当的放出去一些权力，抓住更重点的东西，才符合取舍之道。

    首相与副相之下，是各部尚书。但是现在，大明彻底废除了三省六部制，而是改为了带有浓厚穿越者风格的近代政府制度。

    吏部拆分为人事部、劳动部。前者掌官员考核升迁任免，后者主要负责社会保障。

    户部拆分为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农业部、工商总局、商务部、审计总署。

    礼部拆分为教育部、外务部，专门负责接待外宾的鸿胪寺并入外务部。部分礼部人员与太常寺、光禄寺合并，成立新的礼仪总局，负责国家内部各项典礼的安排筹备工作。

    兵部拆分为国防部、兵役总局。以前专掌全国马政的太仆寺合并入国防部。

    刑部拆分为公安部、司法部，部分人员与大理寺合并，成立最高法院。

    工部拆分为建设部、重工业部、轻工业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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